《计划》是推进公民健身权利实现的纲领

2016-07-01 08:58:40 华奥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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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的颁布,是我国体育和全民健身发展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依法保障人权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制度举措。最近,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2次会议高级别专题讨论会,肯定了中国人权事业取得的成就。其中,必然蕴涵着我国全民健身发展所作的贡献。我国发布的多个人权白皮书中,都载有全民健身相关内容,成为中国人权进步的重要表征。国务院新闻办刚刚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实施评估报告》,就再次在健康权利实现方面展示了全民健身的发展。新周期《计划》的颁行,也必将为国家制定新一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提供有力支撑。基于法治和人权视角,可感受到新《计划》作为依法推进公民体育健身权利更好实现的行动纲领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一、体育健身权利在全民健身计划推行中不断获得法治提升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体育界提出制订全民健身计划并获得国家的支持和决策,既是改革群众体育发展方式的客观要求,也是顺应重视社会发展和人权保障世界潮流的必然结果。当时,我国在积极参与社会发展各项国际活动的同时,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强调社会发展是国家一切活动的根本目的,明确社会发展必须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大力促进人民生活质量、人口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并且向世界阐明我国的人权立场,指出中国人民要享有包括生存、人身、政治以及经济、文化、社会等广泛范围的权利。为此,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的社会需求日益突现,并伴随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逐步加强,不断形成全民健身有序发展和体育权利规范保障的法治需求。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正是在这样背景下应运而生。作为国务院法规性文件,它以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规范形式,将落实宪法体育原则作为根本宗旨,将最大限度满足人民切身利益需要、维护公民参与体育权利作为贯穿其中的主线,由此开启了我国全民健身发展的制度形态。国家相继颁布的《体育法》,进一步确立了全民健身的法律地位,规定体育工作以全民健身为基础,明确国家推行全民健身计划,这为将保障公民体育权利作为该法的基本原则提供了依据。在国家明确法治方略、人权入宪的法治推进中,全民健身和体育权利保障获得日益增多的法治支撑。

  全民健身计划的持续推行,促就了全民健身事业的蓬勃发展和体育权利保障状况的不断改善,也同时形成了进一步专门立法的需求。北京奥运会后我国进入建设体育强国新阶段,国务院立即颁布了《全民健身条例》,为全民健身的突破性发展提供更为直接的法律依据,而且首次将体育健身作为明示权利予以宣示,以此为立法目的并设定专门的权利条款。该《条例》无论是外在形式的法律表达,还是全面内容的系统规范,无不彰显出我国公民体育权利保障的法治提升。

  二、新周期《计划》更加凸显保障体育健身权利的法治特色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以法治为主题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法治建设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这不仅使《全民健身计划(2010—2015年》实施有了更多的法治保障,更使得新《计划》所彰显发展创新的诸多新特色中,依法推进、法治保障的特色十分耀眼。

  首先,新《计划》宏观方向上的依法治理思路更为明晰。当前,我国已经形成包括全面依法治国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国家“十三五”规划将坚持依法治国作为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强调法治是发展的可靠保障。新《计划》全面体现了这一时代主题,将坚持依法治体、提升全民健身现代治理能力列入指导思想,使法治成为新历史起点上发展全民健身需要正确把握的前进方向,表明全民健身事业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其次,新《计划》有关法治建设的分量大幅度提升。与上一期《计划》将“做好信息、科研和法制建设工作”的保障措施表达相比,新《计划》不但将“完善法律政策保障”措施进行了独立设置,而且以较大的文字篇幅呈现出较为丰富的法治内容。在立法方面,从层次上既要求修订《体育法》要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内容,依法保障公民的体育健身权利,又要求加快地方全民健身立法;在内容上有针对性地提出要完善健身消费政策和规划与土地政策,强调加强全民健身与多个方面相关制度建设的统筹协调。在实施方面,针对体育法治的薄弱环节,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全民健身执法机制和执法体系,以形成各级政府与体育部门在全民健身中的依法行政和保障公民体育健身权利的积极作为,并提出要做好相关的纠纷预防与化解工作。在服务方面,提出要利用社会资源提供多样化的全民健身法律服务,鼓励创新开发保险产品以为全民健身活动提供全面风险保障。

  第三,新《计划》更加突出满足民众需求的服务供给和保障责任。维护和实现公民的体育健身权利,取决于国家的服务供给和责任担当。一方面,新《计划》着眼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体育健身需求,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一步完善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包括文化环境、健身活动、社会组织、场地设施、消费产品、人才队伍、科技促进、资金投入、体制机制等全方位提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完整体系;另一方面,新《计划》在多元共治的现代治理基础上,继续强化各级政府的主导责任,除组织领导、财政资金等保障外,进行创建全民健身评价体系的制度设计,形成对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开展全民健身工作的标准化评价,并严格对《计划》实施过程的监管和评估,以规范和督促其应尽职责的实际履行。

  第四,新《计划》在发展保障的政策制度规范方面更显务实系统。历经了全民健身二十多年的发展积累,《计划》不仅仅是吹响号角的社会动员和政策宣言,而且是能够务实操作的行动纲领。新《计划》在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中,不仅更加注重自身工作的体系化,特别是与社会相关方面的统筹协调,而且跟进了大量具体可行和实操性的规范内容,为《计划》的有效实施奠定了基础。

  三、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推进《计划》实施,确保公民体育健身权利的更好实现

  《计划》的生命在于实施。置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主题与社会背景下,新《计划》实施更须强调法治思维和方式的运用,要努力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实施《计划》的能力。

  对公权力的部门和人员而言,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实施《计划》,就是要履行法定职责使《计划》产生应有的法律实施效力和效果,使实施成为严格执法过程。行政执法决不仅仅是许可审批和强制处罚,实施《计划》执法更大量的是指导服务和监督检查。比如取消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后,更多的行政指导和事中事后监管应当跟上。法治的目的是规范秩序、维护权利。执法只是实施《计划》的外在形式与过程,广大公民体育健身权利的实际享有和满意获得,才是实施的目的所在和根本归宿。因此,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就必须着眼和维护于公民的体育健身权利,依据法定的职权框架和执法方式,执行《计划》的任务事项,妥善处理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既不能任意妄为,又不能消极不作为。实施《计划》的行政行为管理,应当执行《全民健身条例》的规定,发生严重过错和对相对人权利的侵害,应当追究法律责任。

  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在实施新《计划》、促进全民健身事业更好发展和公民体育健身权利的更好实现中,法治必须且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作为。
        来源:天津体育学院      于善旭

责任编辑:徐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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